我说的秦岭,不是山,是个小镇。为什么叫秦岭?好像是解放以后的事吧,我看过介绍,但忘了。
2011年,我辞掉了*一份工作,一个在我所呆城市的媒体干记者的行当。说不好吧,还行,同事多是刚毕业的屌丝,聚在一起,吃喝游逛,没有理想,没有未来,没有房子,没有爱情,更没有什么热水澡和空调,我们寄居在城中村,然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跑出跑进,寻觅着所谓的新闻。日子就这么匆匆过了四年,也不错,天是蓝的,风是绿的,后青春的尾巴是透明的。说好吧,人还被分成三六九等(当然是指待遇),什么正式的,招聘的,全额的,差额的,台聘的,部聘的。那时,我是一个无名学校的师范生,大专,无疑,是部门聘用,工作期限短,只能领到很低的工资,可问题是我并不比正式的干得少。当然,各种福利,也是很低档。当正式工领着一沓钱蘸着唾沫数的时候,我开始为交过房租是喝东南风还是西北风而犯傻。于是觉得一份正式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。
那时候我就决定了参加事业单位考试。可问题是我们是“3+2”大专生,后娘养的,不能参加考试,无法报名。后来我的同学,串联到一起,在政府闹腾了几次,换来了考试的机会。我搭上便车,参加了考试。*一年,没考上。不过也实在没有下多少功夫。一本书临到考前,粗略的翻了翻。临时抱佛脚,佛脚早已无影无踪了。当时抱得想法是,考上更好,考不上,至少还有混饭吃的地方。
第二年,也就是2010年,考上了。那时候看着同学一个个前赴后继,跟敢死队一样,踏进了体制,我也略有焦急,加之对那种不公,更加身有体会,到后来,也不喜欢个别人,有了赶快逃离掉的心态。
我是一边上班,一边复习的。每天时间紧,工作量大,只有早上六点醒,看两小时书,去上班。中午,自己胡日鬼一顿饭,吃毕,翻几页书。晚上,八点到十二点,四个小时,全用来看书。整整一个月。当时看的是《教育学》、《心理学》、《教育心理学》,还有教育法规。我很反感的就是《教育心理学》,那些定律、现象、人名、观点、着作,实在看得人反胃。我把书从头到尾看了很多遍,抄了两本笔记,还有试卷。真是铁了心的。从初三参加完中考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这么认真的学过了。很后,把几本平展的书翻看的发胀了,虚哄哄一堆。不过比起我的同学,也不算什么。他们有的把书翻成了破烂,有甚者,能把整本书通背了。
笔试成绩还可以,面试,好像是第二名。反正上台一堆谝,大话、空话、套话全盘托出,评委们被征服了,就行了,他们要的就是这套假大空。
然后就是分配。我们“3+2”师范生,从我上一届,开始考试,不过那是形式,绝大多数分配到各地当乡村小学教师了,除非个别没笊捞的,就混迹于社会,隐没于体制外的江湖了。从我下一届,学校发的文凭跟我们不一样,又可以参加全省统一招考了。唯独我们,是二加皮里的。
分配真是一个大问题,一辈子,就被那一张纸判刑了。分的好,在城郊,或者交通便利的乡镇(进城是不可能的,政府说了,这一届,全部下乡,一个不留)。分不好,在偏远的深山老林,连个班车也没,进个城,得两三个小时,到时候,估计就成了野人,说不准,一辈子都是光棍汉。所以,远近,对一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,不言而喻。于是,分配,这个时候,猫腻就出来了。怎么分?往哪里分?谁远谁近?里面有很多门道,说白了,就是后门,谁有钱,谁有人,事情就是明摆的。
当时,我也装了中华和五粮液,还有一些现金,背在黑包里,提着简历和文学稿件,三番五次找了一个领导。这领导是我一个亲戚的朋友。亲戚给说了话。当然,领导很忙,见面真难,一而再,再而三,很后终于见了人,他收下了我的简历,拒绝了我的行贿。我硬塞,他偏不要,几番推诿,他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,说,你这样就小看我了。无奈,我只好拎起东西,出门时,他说,好好干,小伙子,好好干。我云里雾里的出了门,我没搞清他让我好好干什么。他又说:你去吧,我知道了。我背着沉甸甸的东西,一会心虚,毕竟他没有收任何我的东西,他帮,是人情,不帮,是本分,一会又踏实,因为他说知道了,意思是这事他答应了,再说我给他放了一堆我的文章,我文章写那么好,我才情万丈,文思泉涌,提笔成文,他总得重视一个人才、一个笔杆子吧。
我上着班,等着分配。就在分配消息出来的上午,那个亲戚还说,你放心,说好了,就是郊区。可当我下午领到分配单时,傻眼了——秦岭乡。我当时就懵了,不是说好的郊区吗?为什么是秦岭而不是别的乡镇呢?我的旁边,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小伙,提着电话在咒骂那个给他办事的人,因为这几年,为了帮他搞份工作,那个人已经拿走了他们家四五万元,而在工作没有搞成的情况下,那人发誓说在这次分配时,一定搞成郊区。结果,我的小伙伴和我一样糟糕,分到了另外一个偏远的乡镇。我们两个走在春寒料峭的街道,看着狗屁一样黄的太阳,把街道涂抹的肮脏不堪。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像一条河流,把我们淹没了,我们无济于事的挣扎了一阵,有气无力的坐在马路边,诅咒着万恶的不公,我们认为,这并不是分配,而是发配。
很后,我们一致认为,这是命吧。于是,从那时候起,我们就认了命。
后来,我才慢慢知道,那个亲戚压根就没给那个领导说上话,虽然他们十年以前曾同在一个乡镇当过同事,但十年以后,那个高升的领导早已不念旧情,不念曾经了。
再后来,那个领导因为分配之事接受贿赂,但又没有办成事,被举报,换了闲职。而他没有收我东西,主要是我送的现金太少,而烟酒又那么招摇不便笑纳,所以拒绝了我。这当然是我后来陆续听说的。不过,很后,我一直私下里偷偷庆幸,幸亏那领导没拿我的血汗钱和烟酒,要不我真是蛋打鸡飞、人财两空啊。
至于我为什么会分配到秦岭,因为他们说这次是属地原则,哪里来的,哪里去(可有人偏偏是远乡里的,就分到了郊区,如何解释?)。我家是秦岭乡的,就该滚回秦岭去。
于是,如此,我回到了秦岭。那个一开始我并不喜欢的,生我养我的,沟深路远的,冬冷夏凉的,浅山半干旱山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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